總是太體貼、太能忍？ 研究發現，這些「好人特質」可能正在傷害你的身體

　　1982 年，一項德國研究在倫敦舉行的第四屆國際癌症預防與檢測研討會上發表。研究發現，某些人格特質與乳癌之間存在密切關聯。參與者為五十六位因乳房腫塊而住院接受切片檢查的女性，研究團隊藉由評估她們是否具有情緒壓抑、合理化傾向、利他行為、迴避衝突，以及如卡洛琳所展現的過度自主、自我依賴等特質，推測其罹患乳癌或良性囊腫的可能性。

　　最終，僅依據訪談結果，無論是進行訪談的評估者，或是從未接觸受試者的「盲評」人員，均能在癌症個案中達到高達 94% 的預測準確率，良性腫瘤個案的預測準確率亦達約 70%。

　　此外，英國倫敦國王學院醫院的一項研究亦指出，相較於同期接受切片檢查但腫瘤為良性的對照組，乳房腫塊為惡性的女性展現出「極度壓抑憤怒及其他情緒」的比例明顯偏高。

　　2000 年，《癌症護理》（Cancer Nursing）期刊調查了憤怒壓抑與癌症之間的關聯。事實上，早在此前，癌症護理師與其他醫療人員便已時常指出這種現象：「不知為何，護理師憑直覺便能理解，這種『過度友善』其實有害身心。如今，研究結果已開始支持這個看法。」

　　護理師的觀察讓我想起 1990 年代，在巴伐利亞舉行的一場國際會議上，兩位克里夫蘭診所（Cleveland Clinic）神經科醫師所發表的論文，主題關於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這是一種幾乎致命的神經系統退化性疾病。在英國被稱為「運動神經元疾病」（motor neuron disease），在美國則又名「盧．蓋瑞格症」（Lou Gehrig’s disease）。

　　這兩位醫師的團隊同樣發現，ALS 患者往往表現得「異常和善」，甚至和善到令人驚訝的程度。基於這一特質，團隊成員多半能準確預測哪些人可能患有 ALS，哪些人則不太可能。他們會在患者檔案上簡短注記：「這位女士恐怕患有 ALS，她實在太客氣了。」或「這位先生應該沒有罹患 ALS，因為他沒有這麼好相處。」

　　對此結果，神經科醫師們深感震驚。他們評論道：「儘管工作人員與患者接觸的時間極短，預測方法也明顯缺乏科學性，但他們的判斷結果卻幾乎總是正確。」

　　我曾訪問這篇論文的資深作者，阿沙．威爾博恩博士（Asa J. Wilbourn）。他告訴我：「在我們這個負責評估大量 ALS 患者的實驗室裡，這幾乎是普遍現象。我們處理過的病例數量非常龐大，這點早已成為共識。我認為凡是接觸過 ALS 患者的人，都會明白這是一個確實存在的表徵。」

　　此後，更多正式研究也再次印證了這項口耳相傳的觀察。例如，一篇發表於神經學期刊的論文便以此為題：「〈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患者通常是好人〉：有 ALS 臨床經驗的醫師如何看待患者的人格特質」。

　　在一項針對男性攝護腺癌患者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壓抑憤怒的傾向，與自然殺手細胞（NK 細胞）效能降低之間存在關聯。NK 細胞是免疫系統對抗惡性腫瘤與外來入侵者的第一道防線，對於抑制腫瘤發展具有關鍵作用。

　　而在更早期的研究中，科學家也觀察到，即便只是遭受相對輕微的壓力，健康年輕人的 NK 細胞活性亦會下降；其中又以情緒孤立者的影響最為顯著，情緒孤立本身正是慢性壓力的一項重要來源。

■喪慟的傷痕記憶

悲傷同樣擁有強大的生理層面。英國《刺胳針腫瘤學》（Lancet Oncology）期刊中的一項啟發性研究，描述了心理因素如何影響免疫系統、荷爾蒙和神經系統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繫，例如喪親之痛。

研究指出，無論是因事故或軍事衝突而失去成年孩子的父母，罹患淋巴和血液惡性腫瘤，如血癌、骨髓癌、淋巴癌，以及皮膚癌和肺癌的機率均顯著提高。

除了癌症之外，戰爭奪走生命或深刻的情感失落，也會帶來類似的後果，連同其他疾病的罹患機率也大幅上升。在丹麥一項全國性研究中，悲痛中的父母罹患多發性硬化症的風險是一般人的兩倍。

儘管這些證據非常有說服力，但我認為，無論失去所愛的人是多麼地悲慘，但這並不必然會對健康造成威脅。我相信，健康的危險是否存在，取決於該個體如何處理失落，包括他們尋求和獲得的支持。影響生理的，不僅是這些事件本身，還有我們的情緒反應以及我們如何處理它們。

2019 年，《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期刊發表的一項研究，足以促使所有臨床醫師更加重視身心醫學的探索。研究顯示，罹患嚴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女性，其罹患卵巢癌的風險是未曾經歷已知創傷女性的兩倍。

這項由哈佛大學主導的研究在其出版物《每日公報》（The Daily Gazette）中指出，PTSD 症狀較嚴重者，例如對聲音特別敏感、容易受驚，或刻意迴避可能喚起創傷記憶的情境，即使距離創傷事件已過數十年，仍面臨較高的卵巢癌風險。此外，創傷症狀愈嚴重，癌症的侵略性通常也愈高。

哈佛大學這項研究進一步提供了令人震驚的證據，顯示情緒壓力與身體健康及疾病狀態密不可分。已有早期研究指出，憂鬱症與卵巢癌風險上升之間存在關聯。

此外，壓力對身體的影響也已在實驗中獲得驗證：當卵巢癌細胞被注射進小鼠腹腔後，經歷情緒惡化（如身體受限或被孤立）的小鼠，其腫瘤的生長與擴散情形，遠高於未受限制且群居的小鼠。

哈佛大學科學家推論，壓力可能「藉由抑制抵禦細胞無限制增生的關鍵防衛機制，從而促進卵巢癌的發展」。換言之，壓力或許會削弱免疫系統控制及清除惡性腫瘤的能力。

這些身心相互的影響，早已遠超出 PTSD 的範疇，因為在我們的文化中，許多經歷壓力或創傷的人，即便未達 PTSD 診斷標準，仍然出現明顯症狀。

2005 年，芬蘭研究學者在《英國精神病學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發表論文，驚訝地發現，當未患有 PTSD 的人經歷「壓力生活事件」——如人際關係失和、工作問題等常見的壓力與情感挫折時，儘管他們的症狀未達 PTSD 正式診斷標準，卻出現了比經歷戰爭或災難等重大創傷者更嚴重的類 PTSD 症狀，如惡夢或情緒麻木。

哈佛這篇卵巢癌研究論文，指出了一些令人振奮的治療契機。他們發現，相較於那些仍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活躍症狀困擾的女性，經由有效心理治療，使 PTSD 症狀緩解的女性，其罹患惡性腫瘤的風險明顯較低。

這樣的發現使人振奮，因為它不僅揭示了預防與療癒的潛力，也凸顯了若能將「情緒」視為真實且重要的健康面向，其對個人福祉與社會整體健康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將值得我們高度期待。

儘管這些發現相當及時，相關的科學研究也才剛剛問世，但其中所依據的原理其實並不新穎。早在 1939 年，索馬．魏斯博士（Soma Weiss）曾在一次醫學生畢業演講中指出：「社會與心理因素在所有疾病中皆扮演一定角色，且在許多情況下，更是主要肇因。」這場演講後來刊載於《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

這位備受敬重的匈牙利裔美籍臨床醫師亦強調：「心理因素在治療病患方面的作用，與化學或物理手段同樣重要。」

魏斯博士發表這番見解時，並非以精神分析理論家的身分，而是作為一位專業的病理生理學與藥物治療實務專家——一位實際運用藥物治療疾病的臨床醫師。哈佛醫學院至今仍以每年的「魏斯研究日」來紀念他，但他所倡導的整體醫療觀，以及如今大量支持這一觀點的科學文獻，卻仍未被主流醫學界廣泛接納。

哈佛醫學院一位知名的醫師兼學者近期向我表示：「在哈佛，從事心身醫學領域的研究，歷來被視為有礙仕途。雖然這種觀念正在轉變，仍面臨諸多挑戰。」

確實，這絕非易事。我演講時經常請近五年內曾就診過神經科、心臟科、胸腔科、風濕科、消化科、皮膚科，與「任何科別的專科醫師」的聽眾舉手。這時，現場總有不少人會舉起手來。

接著我說：「如果這些專科醫師曾經詢問過你，是否有童年壓力或創傷、你和父母的關係如何、你目前的親密關係是否穩定、是否感到孤單或有良好的陪伴關係、對目前工作的滿意度、你如何看待你的工作、你對主管的觀感和主管是如何對待你、你是否常感到開心或憤怒、目前是否面臨壓力，以及，你怎麼看待你自己這個人。請繼續舉手。」

儘管會場中時常坐滿了數百人，但仍高舉著的手，卻屈指可數。我總會補上一句：「然而，這些從未被問出口的問題，每每才是真正促使你們求醫問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