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了媽媽以後，連生病都變成一種奢侈？ 我們總以為這很正常，卻很少問它健不健康

　　一項針對已婚女性的調查發現，育兒是重大的壓力來源，尤其是在多數女性傾向將挫折感內化的情況下。研究者指出，相較於要求伴侶承擔更多家務，「母親更傾向將衝突歸咎於自己，並認為自己有責任降低衝突，所採取的方式包括離開職場、開始服用抗憂鬱藥物，或忽略自身對新冠肺炎的憂慮。」

　　英國作家卡洛琳．克里亞朵．佩雷茲（Caroline Criado Perez）在獲獎著作《被隱形的女性》（Invisible Women）中如此指出：「這些額外的勞動全都影響著女性的健康。」她在這本書中探討了在社會、經濟、文化、學術與媒體等幾乎各個領域中，由男性主導所造成的隱性偏見。

　　談到男女之間家務分配的不平衡，她舉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例子：「我們早就知道，女性，尤其是五十五歲以下的女性，在心臟手術後的術後復元情況較男性為差。然而，直到 2016 年一項加拿大研究發表後，研究者才得以指出，造成這種差異的一項重要因素，是女性所承擔的照護責任。研究顯示，女性在接受心臟繞道手術後，往往很快又回到照顧他人的角色，而男性則更有可能獲得他人的照顧。」

　　我們的社會以一種幾乎毋須言明的方式，強化了男性自認理所當然應獲得女性照顧的意識。我所指的，是女性自動提供給男性伴侶的母職式照顧，這種情感上的滋養，構成了多數異性戀關係中一個隱而未顯的基石。這類極為傳統的互動模式，清楚揭示了性別化社會結構的頑固程度，也顯示我們深陷其中的程度之深。

　　不少男性只有在這份關愛消失時，才意識到自己長期受到如此照顧。當關愛被收回，例如女性伴侶因應其他需求而分身乏術，像是在孩子出生之後，這些男性往往會因此湧現強烈的怨恨。許多女性曾向我訴說，她只是感冒，丈夫的態度便隨之轉為冷淡甚至嚴厲。

　　在我的家庭實務工作中，我也觀察到，當丈夫過度倚賴伴侶提供情感與照顧時，孩子可能會因此失去母親原本能給予的關注。當然，如果一名父親在伴侶關係中表現幼稚，同樣會損害他與孩子之間的關係。母親往往因此身心逐漸耗竭，或出現各種生理與情緒症狀，彷彿身體正在對過度勞動提出抗議，而這樣的狀態，反過來又為她自身及依賴她的人帶來更多壓力。

　　我承認，其實我們家的情況，也未能倖免於我所謂「在家庭實踐中的觀察」，尤其是在孩子還小的那些年。老實說，這樣的互動模式，甚至至今仍未完全成為過去。

　　為此，我採訪了我的太太瑞伊，她是這個議題的世界一流權威。瑞伊這麼跟我說：「彷彿你的壓力成了我的責任，好像是我沒有把你照顧好。你用一種負面的眼光看待我，彷彿無論發生什麼，一定都是我的錯。我開始懷疑自己，在你身邊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唯恐惹你發怒。我逐漸感到憂鬱、疏離與孤單，心中只剩下滿腔怨恨。那帶來極大的壓力，也令人挫敗。」

　　接著，她提出了專業上的診斷：「我認為，男性在挫折時，會退回到一種帶著憤怒、期待被照顧的狀態，並將這股情緒發洩在女人身上。」

　　瑞伊總結道：「女人被期待讓男性感到開心與滿足，而男性無法將自己的憤怒與沮喪和她區分開來，於是對他而言，女性只是一件物品。」

　　我在與茱莉．霍蘭德博士晤談時，她直言不諱地指出，女性罹患焦慮症與憂鬱症的比例，之所以明顯偏高，很大程度源於她們承接並吸納了男性的憤怒，同時，文化又指示她們必須負責安撫這些情緒。由此不難說，男女兩性所需的抗憂鬱與抗焦慮藥物劑量，最終彷彿都由女性一肩承擔。

　　茱莉表示：「女孩從各種明示與暗示中學到，與人相處之道就是乖順、配合、尋求共識，並確保周圍每一個人都感到滿意。可以想見，女孩從小看著自己的母親這樣做。至少我是從小看著我媽為我爸付出，做飯、洗碗、洗衣服，而我爸飯後則可以坐下來看他的報紙⋯⋯」

　　茱莉接著說：「女性往往在不自覺中承擔起他人的痛苦。我記得我和伴侶傑瑞米第一次約會時，我對他說：『如果你身陷悲傷與恐懼，我希望能指引你走向光明。』」

　　茱莉說出這番話時，我點頭表示理解。五十多年前，瑞伊也曾承擔過相似的任務，或許我更該稱之為一種「負擔」。茱莉回憶自己當時對伴侶說過的話：「我們初次見面時，我就看見了你的光，也看見了你的陰影。我會治癒你，我會驅散黑暗。」即使不把話說得如此直白，這樣的角色，也很難稱得上令人羨慕。

　　當代女性主義哲學家、康乃爾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凱特．曼恩（Kate Manne）在著作《不只是厭女》（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中，以一種簡單易懂的概念，說明社會對女性的期待與要求。她將之稱為女性的情感與照顧性「商品與服務」，也就是「她所能給予的東西」，包括「關注、愛慕、崇拜、同情、性愛、子女，也就是社會、家庭、生育與情緒勞動，以及避風港、滋養、安全、撫慰與舒適」。

　　這些期待，與「被賦予男性特質的待遇與特權」形成鮮明對比。後者指的是「他理所當然被給予的東西」，例如「權力、聲望、職銜、名聲、榮譽、階位、向上流動的機會，以及因獲得高階女性的忠誠、愛慕與奉獻而累積的地位等等。」

　　不難想見，兩者之中，哪一個群體更容易承擔並內化更多的自我壓抑、犧牲與壓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曼恩在此所描述的，仍是相對處境較為有利的女性。還有更多人，除了背負性別角色的期待之外，還必須在貧困、單親家庭與種族歧視等重擔下掙扎。我們已經見過，這些交織而來的不利處境，如何對健康造成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