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享受生活也是種背叛？給在別人的期待裡，總是過度努力的你

去牛津上大學前，我沒有想過成為大學生對我為女童教育倡議的工作會有怎樣的影響。高中的閒暇時間，我都花在電話會議或各種會議上，週末和暑假則奔走於世界各地，倡導所有兒童都該享有受教育的權利。

但現在我有朋友、行程滿滿的社交活動、一個更充實完整的生活。當我沉迷於電視節目或和女生朋友聊八卦時，有時候會因為享受生活而產生罪惡感，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忽略我的使命。我想到那些在巴基斯坦我所認識的女孩們，或那些在難民營遇到的孩子：為什麼我可以在這裡，他們卻不能？社交或甚至是讀書學習，都讓我質疑自己作為倡議人士的價值，當其他年輕女孩在受苦時，擁有自己的人生彷彿是一種背叛。

在我中槍後的幾個月裡，數以千計的人們伸出援手，詢問如何能幫助我。我還躺在醫院病床時，簽下文件成立馬拉拉基金會（Malala Fund），這個組織將我獲得的所有資源投入幫助其他女孩接受教育。在我康復後，爸爸和馬拉拉基金會的工作人員鼓勵我運用大家對我所發生事情的關注，去參加活動、演講、受訪、與政治人物會面。他們告訴我，如果我真的想要幫助女童，我要運用自己身為公眾人物的力量，在一切可能的場合提倡教育。

那種明知自己能有所作為，卻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的壓力，開始在我心中不斷累積，直到我開始相信進展不夠多都是我的責任。如果某個週六我想要睡晚一點，而不是為接下來的演講練習，失學女童將會因此受苦。如果我翹掉一次會議和弟弟們去看電影，那些為需要幫助的兒童成立的新學校就蓋不成。我不斷提醒自己，神救我一命有其原因，我必須用這一生去幫助別人。我覺得自己必須答應所有邀約，去大家告訴我需要我的任何地方。

我以為到了牛津會得到工作之外的強制休息，因為學期間學生不得外出旅行。但各種邀約還是持續不斷。「就錯過幾天的課不行嗎？」大家會這樣問。「如果你能來這場活動，對女童教育真的會有幫助。」我無法拒絕。也因此，大學第二學期的頭一週，我拋下作業、翹掉個別指導課，在八天內飛遍了三個國家。

我先去了黎巴嫩，陪同蘋果執行長提姆．庫克（Tim Cook）訪察馬拉拉基金會為敘利亞內戰難民女孩提供的替代教育計畫。之後我回到牛津，只待了一個下午重新收拾行李。接著我飛往瑞士，與加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一同參與某場分組座談演講。其實這場座談只是個障眼法；馬拉拉基金會的團隊希望我能在後台休息室向杜魯道「施壓」，敦促他在那年稍晚加拿大主辦的G7峰會上，將教育援助列為優先事項。

這些努力都有了成果：蘋果資助我們在巴西、奈及利亞、巴基斯坦等國的教育計畫；那年杜魯道主持峰會時，G7各國領袖承諾投入三十八億美元到女童與婦女相關計畫。但我回到牛津時已精疲力盡，且因為錯過好幾天的課程而備感壓力。

我的朋友們都感覺到我的焦慮，也試著想幫忙我。寇菈和我分享她的課堂筆記及作業；艾妮莎花了幾個小時和我一起做那週的經濟學習題組。我整個週末都在讀書，但還是跟不上。

週一早上，勞拉傳了字條請我那天下午到她的辦公室一趟。我整天都提心吊膽地等著，當我推開她辦公室的大門時，覺得胃裡彷彿壓著一塊巨石般沉重。「嗯，我本來要問你為什麼缺席上週的個別指導課，不過不用問了，因為你上了兩次新聞，兩次人都在不同洲！」她興高采烈地說，這讓我覺得有點害怕。

「很抱歉，我不得不缺課，但我覺得這對我的工作很重要，」我嚴肅地回答。

「馬拉拉，你的教授們和我都知道你肩負著其他同學沒有的責任。但我們的責任是優先確保你的學業表現，如果你人不在這裡，我們就沒法做到。」

「我明白，」我說著，整個人癱坐在椅子上。

「我知道你的工作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工作，但結果都一樣。你沒有專注在你的課業學習上。」

我不安地挪了挪身子，等著勞拉繼續說。

「你的期初考試結果顯示，你的能力沒有達到應有水準，而且繼上週之後，你的進度又更落後了。我可以幫助你重新站穩，但我們是不是能取得共識，學期間你不會再次外出旅行？」

我感覺胃裡那塊石頭一陣翻攪。「我，呃……我明天必須去摩納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