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忍痛直視，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歷史

編按：人權新聞獎得主蔡慶樺，曾因工作常駐法蘭克福，對德國文化、歷史事件、文學藝術作品有十分深入的研究。蔡慶樺希望可以透過《邪惡的見證者》，用德國血淚斑斑的泛黃歷史，為同樣面對轉型正義問的台灣，開啟不同的思考視角。

中文世界所謂的「轉型正義」，在德文中沒有完全一樣的字眼。德文使用「Vergangenheitsbewaltigung」與「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兩個字來討論轉型正義問題。前者借用自精神醫學裡如何處理創傷、克服陰暗過去的詞彙，用以討論如何處理並克服歷史過錯與罪責；而後者是對罪行的探究、調查，是解開那些錯綜複雜、無人能解的罪行檔案，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由這兩個概念的複雜即可知道，轉型正義的工作絕不簡單。

這本書，其實並無為台灣的轉型正義提出什麼建言的能力，但如果能夠為無名者做傳記，記錄那些必須記錄的，正是一個最好的轉型正義起點。本書中〈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一章，即提及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倖存者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他認為所有集中營受難者最害怕的，其實不是在集中營中死去，而是害怕那裡發生的事情太過恐怖，以至於在倖存後沒有人會相信他們述說的經歷。我的書寫，想履行的正是這種倖存者的倫理責任：我們都應該是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見證者。

探索人類歷史上的巨大錯誤時，需要看到的不只是被害者的面容與命運，還得思考加害者。為什麼會發生這些殘害他人之事？將加害者邪惡化並一概而論，是個太過簡單的作法。因此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反省納粹罪行時，拒絕將整體民族作為問責對象，他認為那是忽視了個人作為犯罪者的罪行，正如我們不能將猶太人視為無差別整體，在問責德國人時，也必須體認，「作為整體的民族並不存在」。我希望，藉由本書，加害者的多重面孔，以及當時各種使暴政得以運作的機制，都能更具體的呈現出來。

本書所收的文章，在過去幾年來記錄了我的生命軌跡，是我自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親身觀看一個國家曾經犯下什麼錯誤、又如何克服；觀看如我一般的平凡人，如何被押解入地獄，見到什麼樣難以表達的邪惡，並如何面對不可能承擔的歷史宿命。這一路上發生很多事，邂逅很多人，有過許多難以忘懷的對話，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探險。我感謝一路上伴隨的同伴，以及交流、相互理解、甚至爭執的對象。

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經強調德文「ubersetzen」這個字的曖昧，這個字的意思是「翻譯」，然而重音不同時，也是「擺渡」。這本書，希望不只能為讀者把一種語言與思考方式轉譯成另一種，也希望在我掌舵下，從這一岸到另一岸，從台灣島到歐洲大陸，展開一場德意志歷史的航行。歡迎登船。

走出過往、銘記傷痛，看更多《邪惡的見證者》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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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骯髒，也得忍痛揭開，讓歷史得以繼續往前

從有罪到撕下那張粉紅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