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雲:花開的時候

三月十八日那天傍晚,立法院濟南路抗議服貿的晚會,我剛好在場。會參加的原因,是因為前兩天在臉書上,看到包括民主平台、婦女新知、勞工陣線等我所熟悉的社運朋友們孤單地在立法院前靜坐抗議,心裡不忍。於是,我決定前往支持。到現場時,看到群眾大會人數未過五百,很擔心兩岸服貿協議就這樣船過水無痕。沒想到晚上九點多後,瞬間豬羊變色。當我再度回到現場,聽說有一群學生與NGO朋友衝進了議場,我就知道這件事情有了希望。從那時起,因緣際會地,我投入了這場運動,也因而看到了太陽花開的美麗。

太陽花運動當然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幾個民間組織對議題的長期引領,抗議期間五十多個公民團體的支撐,以及台灣社會跨世代民眾的參與,都扮演了相當重的角色。但同時,我們也明白,這場運動如果沒有學生,其動員力道以及社會關注程度不會如此強大。對我來說,太陽花運動是個以青年運動為基底的跨世代公民運動。

相似的政治機會,不同的民主意義

我有幸參與的這兩場運動,野百合與太陽花,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卻都面臨極為相似的政治機會結構:原該扮演領導角色的反對黨動員失能,執政者又有著嚴重的內部矛盾。

野百合運動面對的是國民黨威權下的領導繼承,但當年的反對黨民進黨對於台灣首位本省籍總統李登輝有情結,沒有強力抗爭,學生只好自力動員,持續抗議由不具民意基礎的老國大選出總統。同時, 國民黨內部有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矛盾,學運因而在此政治機會中,獲得了亟需民意正當性的李登輝承諾民主改革。

太陽花運動發生在執政者罔顧民意與民主程序強推服貿時,反對黨同樣地並未發揮強力功能,學生與公民社會也只好自力動員,強行抗爭。同時,在政治機會上,也因為國民黨內部馬王的政治矛盾,學生在立法院並未被驅散,王金平院長選擇出面承諾。

兩個運動在政治機會結構上有類似之處,但在民主的歷史意義上則相當不同:二十四年前的野百合運動,是在威權體制下希望為台灣搶下民主。二十四年後,台灣社會已經有了基本的民主,但此新生的民主卻面臨倒退危機,太陽花運動的努力,則是力抗不讓台灣的民主被偷走。

就運動者與民主理念的關係來看,野百合(及其之前的)世代是在威權教育中長大,民主是透過閱讀與想像而來的,不是我們曾經擁有過的東西。二千年政黨輪替,很多人覺得有幸能在自己還年輕時, 就見證了台灣民主化的完成。太陽花運動的年輕人,成長在民主時代,他們是第一代接受本土教育與公民課程的新世代。民主是理所當然的一種政治制度,他們無法接受有人要奪走他們的民主。

本土與中國因素在兩代人身上的展現也是複雜的。野百合世代的台灣意識,是在大中國的教育中, 掙扎著慢慢長出的。當年的學生在選擇象徵物時,第一共識就是,它必須是台灣本土的,最後選擇了原生種野百合作為運動的象徵,代表了那個世代對本土的重視與堅持。太陽花世代的年輕人不需要堅持本土,也不需要刻意選擇本土象徵,他們是自然而然的台獨派,這個台獨,可以是中華民國,也當然是台灣,兩者可以完全沒有矛盾。中國對他們而言,不再是虛幻的祖國,也不再是困惑,而是一個真真實實、有特殊關係的鄰國。中國所帶來的機會真實存在,所產生的威脅也已然發生。

除了民主與中國因素外,太陽花運動則更為赤裸裸地碰觸到經濟與分配的議題。兩岸服貿的背後, 密切關連到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貧富差距。台灣的受雇者,特別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薪資長期被壓迫,這不僅是階級議題,也是世代正義。相對之下,階級與經濟改革的議題,比較是存在當年野百合學運幹部的意識理念中,九○年代初期的民主改革中,「左」的議題,還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當年的學運成員們要求李登輝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而不是民主改革時間表,兩字之差,學運幹部們以此表達了對經濟與階級議題的關切。

核心運動者養成差異

一場運動的出現,通常必須先有核心運動幹部,之後才有群眾。野百合學運的核心成員,可以說是自回溯自八○年代到九○年代十年校園內外學運與社運經驗所積累與養成的各校學運幹部;太陽花運動,則回溯到二○○八年的野草莓運動。野草莓運動當然不是之前唯一的學運,但在理念光譜上,野草莓運動是第一個因中國因素與民主危機而起的學生運動。太陽花運動中的不少學生幹部當時還非常生嫩,但歷經這幾年的反國光石化、華隆關廠、反大埔徵收、反媒體壟斷運動等,這群學運核心成員逐漸成長茁壯。

兩個世代的學生養成方式與組織經驗相當不同。八、九○年代的運動者養成方式主要在校園內,社運為輔。組織經驗比較是學校社團、讀書會、跨校營隊等,多數成員的成長經驗偏重在社團、學校或跨校組織,野百合運動作為台灣戰後的第一個學生群眾運動,也是這群核心幹部所第一次獨立面對一場街頭群眾運動;現代的學生則更直接投入各種社會運動,在太陽花運動前,街頭已經是他們重要的養成戰場。此外,身處數位時代的年輕人擅長運用科技,從早期的批踢踢實業坊,到現在運用臉書,快速動員。以個人為單位的網路時代,可以交叉動員,也可一人號令天下,完全打破了早期學運以校或單一社團作為互動與動員的基本單位。即使如此,見證了太陽花運動的現場組織經驗,回首當年,野百合運動雖然時空條件皆不同,仍有幾個值得被了解的特點:

一、團結是最大的前提:由於當年仍是威權政治,台灣社會缺乏對學生運動的理解與正

當性。在大環境極其不友善的氛圍中,無論是運動幹部或學生群眾都很了解,他們必須團結,學生沒有在現場分裂或行動不一致的任何可能性。 

二、草根民主的實踐:野百合學運作為一場五、六千人的群眾運動,其現場的民主實踐經驗,無論是就台灣社運抗爭史或是從跨國比較的經驗來看,都相當珍奇。當年的民主,與其說是個運動幹部的理念堅持,更像是個不得不然的團結策略。運動者被迫不斷地以擴大的民主參與,來解決隨著群眾人數增加而出現的內部資訊落差與代表性矛盾。 

運動一開始的決策機制是學運社團代表彼此自願組成的決策小組。後來,隨著學生自治組織的動員到場,決策小組納入了幾校學生自治組織代表。之後,群眾人數快速增加到數千人,這個未經群眾認可的菁英決策制,無法滿足在場群眾。決策機制因此分化成決策小組、研究生顧問團與教授顧問團,負責提出建議;各校群眾則選出校際代表,負責做出決定。

運動到後期,在幾個關鍵爭議點上,例如要不要見李登輝、見李登輝的訴求為何,以及,見了李登輝後,如何回應李登輝的改革承諾︵也就是是否撤退的重大決定︶,校際代表已然無法自行決定,必須一一帶回各校進行充分討論。運動到此轉化為好似美國聯邦選舉人制度加上廣場草根民主的討論機制, 一個議題最長可以讓各校進行好幾個小時的討論。運動的最後一個決定—是否應該接受李登輝的改革承諾,各校內部由於無法形成共識,還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決定該校那一票的意向。簡單說,這已經不是代議民主。廣場最後的發展,是一種否決了代議制度,透過以校為單位的聯邦制,所進行的廣場直接審議民主的公民投票。

三、相對進步的性別政治:野百合運動的女學生幹部比例是否更高,這的確需要具體的數據與研究。但很確定的一點是,當年的女學生們,在面臨性別歧視的語彙時,擁有更有強的組織與反擊能力。當年的全女聯女生除了在現場發聲明外,並動員成員到台北市高中女校前發傳單,呼籲高中女生參與學運。此外,當一位男性醫師在代表醫療團發言時,因情緒高亢飆出具性別歧視的﹁幹你娘﹂字眼時,台下立刻有不只一位女學生持續高喊抗議,逼使這位男醫師中止他的發言。

二十四年後,我們的性別環境已有許多改善,然而,太陽花運動在性與性別政治的進程上,的確有些值得反思的空間。

太陽花開的過程,無疑的,是讓人驚艷的美麗。對台灣社會而言,這個運動,已經起了公民覺醒的作用,無論是在守護我們新生的民主,監督未來的兩岸關係,或者是,開始反思全球劃下的分配正義。就如同全世界不同國家的學運世代,一個人在青春時因花開的感動所留下的印記,絕對和中壯年時不同。這些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在經歷了太陽花開後,他們的生命、記憶以及集體認同已然不同。我相信他們中的許多人,必然會以多樣的方式,獨特的風格,投入引領改革創新的各種社會、文化或政治實踐。

面對未來:是時代,不是世代

分析歷史,促成野百合與太陽花盛開的群眾基礎,的確是培育自不同春泥的兩個不同世代。但,放眼未來,當下的太陽花青年世代,以及轉入中壯年的野百合世代,需要面對的,卻是同一個時代。

我們的民主並未鞏固,我們的公民社會充滿活力、卻缺乏組織,我們的媒體與司法環境仍然險惡, 我們抗拒與批判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以及中國因素,卻還未找到足以說服國人的繁榮願景與出路。這些時代課題,再再需要跨世代的努力與合作。太陽花開的時候,年輕的朋友們經常說道,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這樣的豪情與責任感,是面對歷史與未來的動人承擔。然而,「我們」是誰,如何凝聚並跨越我們之間種種的差異與鴻溝,是這個時代,丟給不同世代的我們之間的每一個人,最嚴峻的挑戰。

(范雲為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總指揮,現為台大社會系副教授。太陽花學運期間,作者在場外引領群眾進行「審議式民主」討論,更在學運落幕前的「大腸花論壇」痛快批評性別議題,深受太陽花世代肯定與歡迎。)

本文轉載自「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

發佈日期:2014/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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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榮幸

1966年生,台大社會系畢業,學生時代曾任《台大法言》等多份刊物總編輯、台大學代大會首任議長、創立「傳真社」並兼任社長與總編輯。1991年進入新聞界,曾任《自由時報》市政組組長、《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兼調查採訪室主任,現任《天下雜誌》總主筆兼「獨立評論@天下」網站主編。

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

兩場帶領台灣人看見民主的運動,兩個學運世代的映照、合作與反思。「學運世代」不需要定調,而是一種異質多元的精神內涵。相隔二十四年,1990年與2014年的兩次大規模學運後,兩個世代各自承受成長歷程中的焦慮,也努力尋求生命的出口,如今,他們正從不同角落用力發聲,形成一片「眾聲喧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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